金 剛 經 導 讀

不。唯識論雖以精神為主，但不否定物質，也不否定客觀的現象，如要否定，那就一空到底，連「識」也無從可唯了。
其實，若講哲學上的唯心論，除了唯物論，幾乎多可納入唯心論的範圍。比如培根、洛克、休謨等，算是主觀的唯心論，黑格爾算是客觀的唯心論，康德算是意志的唯心論，詹姆士算是經驗的唯心論，柏格森算是直覺的唯心論，羅素算是存疑的唯心論（這一唯心論的分類法見於太虛大師《法相唯識學概論》）。   

 
 

不。禪宗和禪定是有分別的，因為，禪宗固然主張參禪習定，凡是禪定，卻未必就是佛教的禪宗。
「禪宗」一名，是在中國創立的，當佛陀的時代，並沒有禪宗一名，而只有禪的工夫和禪的內容。佛教的解脫道的修持法，是以戒為起步，以定為重心，以慧為目的，戒、定、慧，稱為三無漏學，三者缺一不可，三者相互關聯，相互助長，成一螺旋形的狀態──由戒生定，由定發慧，由慧起修──直向解脫之道上昇。其中的定，就是禪定。
事實上，中國的禪宗，乃是重於悟而不重於定的。  

 
 

頓漸的問題，許多人都會誤解，總以為頓教的法門與漸教的法門，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修行法，許多貪圖便宜的人，也都偏愛頓教而妄斥漸教。大家都知道，禪宗是主張頓悟的，是主張不立文字直指心源的，是主張前念迷是眾生，後念悟即是佛的。除了禪宗之外，沒有一個宗派，能像如此直截了當而開門見山的了，所以禪宗的許多人，往往要批評學漸教的人，是知解宗徒。
其實，頓漸兩種法門，乃是一體的兩面：頓是由漸而頓，漸是因頓而漸；沒有漸，絕沒有頓，有了頓，必先有漸；漸是頓的成因，頓是漸的結果。
這個問題，我在一九五八年，就已有了這樣的見解：「所謂頓悟，乃是最後一念的點破，或最後一緣的成熟，……就如一個孵了二十來天的雞蛋，如因小雞無力掙開蛋殼，經母雞輕輕用嘴一啄，小雞便會脫然而生，並且生氣盎然，但這母雞的一啄，也是最後一緣的助成。同樣的，我們學佛，因為往昔生中的根機深厚，所以生到現世，只要偶受一個禪門所說的機鋒，便可一念點破，而頓超悟入凡上的聖域。那麼所謂頓悟，也沒有什麼神祕可言了。」（《神通與人通》的〈人 心的安頓和自性的超脫〉）
因此，若從佛的果位上看眾生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皆有成佛的可能，所以佛視眾生等同於佛，這是頓教；若從眾生位上看佛，眾生雖可成佛，眾生成佛必須經五十二個階位的長期修行，才能到達佛位，這就是漸教。到了漸修的圓滿，佛的果位，亦必頓然顯現──菩提樹下成等正覺。

這個問題應當分作兩面來講：一面是否定的，一面又是肯定的。
現在的一般年輕人，都在詛咒佛教典籍的難懂難讀，那是由於他們看的佛書太少，同時也沒有看到大部的佛經；比如《大般若經》、《大涅槃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維摩經》等，他們可能從未見過，至於《阿含經》，看的人就更加少了。其實，如果真想看佛經，應該先由《阿含經》看起，接著看《法華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涅槃經》、《般若經》，那麼，我敢保證他絕不會覺得佛教的經典比耶教的《新約》、《舊約》更加難懂而更加使人厭煩。許多人以為耶教的《新約》、《舊約》淺顯易讀，其實，基督徒中，很少有人曾經把《舊約》讀完的，一般他們所謂的查經家，只是教人翻前倒後地斷章取義，牽強附會，如果真的一口氣讀完《舊約全書》，如他不是職業的教士，不是盲目的附從，並且也不是另有目的，那麼，他對信仰即可能發生驚訝和動搖。然而，如想讀完全部《舊約》，實在要一點耐心。不過，《新約》中的四福音，的確是比較易讀的，四福音中也只有〈馬太福音〉寫得最好。
佛經的特長是每以故事體裁的文學筆觸，寫出佛教的思想與境界──善用形象的描寫及比喻來表達抽象的形上理境，所以，胡適以為佛經的翻譯作品，要比中國的古文──駢體文率真得多，他說：「因佛教的經典重在傳真，重在正確，而不重在辭藻文采；重在讀者易解，而不重在古雅。故譯經大師以『不加文飾，令易曉，不失本義』相勉。」又說：「鳩摩羅什譯出的經，最重要的是《大品般若》，而最流行又最有文學影響的卻要算《金剛》、《法華》、《維摩》三部。」胡適尤其推崇《維摩經》是：「半小說、半戲劇的作品，譯出之後，在文學界與美術界的影響最大。」又說：「《法華經》雖不是小說，卻是一部富於文學趣味的書。其中幾個寓言，可算是世界文學中最美的寓言，在中國文學上也曾發生不小影響。」又說：「《佛所行讚經》，乃是佛教偉大詩人馬鳴的傑作，用韻文述佛一生的故事。」「《華嚴經》末篇〈入法界品〉佔全書四分之一以上，寫善財童子求法事，過了一城又一城，見了一大師又一大師，遂敷演成一部長篇小說。」（以上均見《白話文學史》第九及第十章）我們知道，胡適並不信佛，他對佛法的見解，我們無法茍同，但他是近代中國白話文學運動的開山鼻祖之一，他卻以為佛教的經典富有語體文學的崇高價值，那麼試問：佛經是否真的難以讀懂呢？除非你老早存有成見，否則你當不致於點頭說「是」。
然而，如果讀到大小乘諸家的論典，那就真的要使你大傷腦筋了，特別是大小有宗的論著，那些陌生名詞，那些精密結構，那些深邃思想，若非有了相當高的佛學素養，看了便是彷彿是看的「天書」，縱然是學佛數十年的老佛教徒，如果不曾有過哲學思考及科學方法的訓練，也只能望書興嘆而已；正像以一個「武俠小說迷」的讀者，突然去讀康德與黑格爾的著作，保證你也同樣地不得其門而入。那麼試問：這樣情形的佛典，應該要它呢還是不要呢？除非你僅是一個下層文化中的成員，否則你當不致說一個「不」字。

在前面已經說過，佛教的各宗各派，都是由於學佛者的根性及時代環境的不同而產生。所以如果站在佛教的根本立場上說，宗派是多餘的，如果執一非全，那不唯是學佛者個人的損失，更是整個佛教的不幸；正像浙江的寧波人喜歡吃臭，湖南人喜歡吃辣，山東人喜歡吃辛，山西人喜歡吃酸，那麼你說，究竟那種該吃，那種不該吃呢？
佛教的內容，無所不包，雖不即是科學，但不違背科學；雖不即是哲學，但卻超乎哲學；雖不即是文學，但卻確有文學；雖不即是美學，但已創化了美學；雖不即是宗教，但也不缺宗教的素質。  

 
 

佛教的大小乘經典，非常之多。至於佛經之有大規模的文字結集記載，是在佛滅度後數百年間的事。雖從律部中可以看到，佛陀時代已有了成文的經卷，例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律》卷四四、卷四八、《雜事》卷四、《藥事》卷三，已有讀經寫經的記載，唯其為數很少。初期的佛經，多半是靠口頭傳誦的，由於印度自古以來對於聖書都靠師弟口傳（最早婆羅門教的《吠陀》聖典，根本忌用文字記錄），所以養成了印度民族強記的習慣與能力，一個學者熟背數十萬頌，乃是平常事，即至今日的緬甸比丘之中，仍有通背三藏教典的三藏法師。正如胡適所說：「那些印度和尚真有點奇怪，搖頭一背書，就是兩三萬偈。」（《白話文學史》）  

 
 

一般無宗教信仰的學者，的確是作如此觀的，他們以為佛教也好，基督教也好，勸人為善，總是一樣的。從這勸人為善的基礎上，他們就順理成章地推想到，佛教的苦和基督教的罪，當然也是一樣的了。
因為，佛教講三界的生死是苦海，眾生的感受，無非是苦，所以修持的目的，是在脫苦；基督教講人類都是罪人，是由人類的第一對祖先──亞當和夏娃，不聽上帝的警告，而偷吃了伊甸園的生命和智慧的禁果，所以人類有了生命和智慧，但也得罪了上帝，上帝要罰亞當和夏娃的子子孫孫，都要受苦，這就稱為人類由第一代祖先遺傳下來的「原罪」，基督徒信仰上帝，原因是上帝派他的獨生子耶穌上了十字架，代替「信他的人」贖了罪。
事實上，佛教所講的苦，與基督教所講的罪，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。佛教所講的苦，是由眾生自己的業感報應而來，眾生的業感，是由無始的無明覆障而來，純粹是個人負責的事，與上帝沒有關係，與祖先也沒有瓜葛。眾生由於無明之惑的煩惱，而造生死之業，由於生死之業，而感生死之苦，正在感受生死之苦的生死之間，又因生死而造無明之惑；就這樣，由惑造業，由業感苦，因苦生惑，惑業苦三者，連成一個生死之流的環狀，頭尾銜接周而復始，永無了期。因為惑是苦的種子，業是苦的陽光空氣水，苦才是惑與業的結果，也唯有結果才是真正的感受。所以佛教要把生死之流，稱為「苦趣」或「苦海」，所以要求超越這個生死之流而不受生死的束縛，自由生死、自主生死、不生不死，便是解脫的境界。
不過，佛教求解脫，並不是僅靠佛菩薩的救濟，佛菩薩只能教導我們如何解脫，卻不能代替我們解脫，這與耶穌代「信他的人」贖罪，根本不能相提並論。因為佛教不承認眾生是由上帝的懲罰而得罪，尤其不承認人類祖先的罪會遺傳到子孫身上，正像「罪不及妻孥」一樣地簡單明瞭，上帝不能代人贖罪，也正像「我吃飯不能使你飽」一樣地簡單明瞭。佛教脫苦的基本方法，是戒、定、慧的三無漏學：戒是不應做的不得做，應做的不得不做；定是心的收攝，不使放逸，也不使懈怠；慧是清明的睿智，認清了方向，努力精進。所以，佛教的脫苦，絕不等於基督教的乞憐上帝代為贖罪。

〈瑜伽真實義品〉把真理叫作真實，分為四大類，稱為四種真實：
（一）世間極成真實──是指隨類隨俗的常識真實，這又分為兩類：一是世間非人類所以為的真實，二是世間人類從自然及習慣中所幻覺的真實。
（二）道理極成真實──是指學術家從研究推演中所得的學理真實，這又分為四類：一是科學家由實驗所得的真實，二是哲學家由思辨所得的真實，三是神教者從神契信仰中所得的真實，四是心（定）教者從靜坐修養等所得的真實。
（三）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──是指出世聖者以解脫智所證的真實，這又分為二類：一是小乘聖者聲聞及緣覺所證的我空真實，二是大乘聖者所證一分我空的真實。

一些思想褊狹的儒家學者，直到今天，尚在閉起兩眼，力竭聲嘶地大罵佛教，其實，到了今天的中國文化之中，除了最近進口的舶來品之外，幾乎已很少不曾摻入了佛教的色彩。
在文學方面：由於佛典的翻譯，刺激了中國文學的革命，從詩文的意境到文體的演變，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，就已有了新的氣象。六朝時代，由於梵文的拼音──華嚴字母的翻譯，啟悟了中國文字的反切，由反切產生四聲，由四聲而把五言與七言詩改進為律絕。中國人向來作文，都主張多讀多看，所謂「讀破萬卷書，下筆如有神」，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作詩也會吟」，因為中國是沒有文法可言的國家，但在唐朝時代，卻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譯，也將印度的文法輸入了中國，比如「八囀聲」，即是名詞、代名詞、動詞、助詞等，又如佛典中的「六離合釋」，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種，現代人多以馬氏《文通》是中國文法學的鼻祖，其實唐朝時代，中國就已有了文法學，只是未能普遍地為民間運用而已；再如《文心雕龍》是中國文學史上文體及作法──文學批評論的不朽名著，但它的著者劉勰 （法名慧地），卻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長的，晚年也出了家，他的作品，頗受佛教文學的暗示及鼓勵。（註）
到了唐代以後的文體，多能近於寫實而順暢，乃是受了佛教文學的感染；經隋唐而至宋代，「彈詞小說」或「平話」的出現，那是受了佛教所用「變文」的影響；近乎語體的唐宋詩，如白樂天及蘇東坡等的詩，是因禪宗的「頌古」以及寒山、拾得所做深入淺出的新詩而來，乃至梁啟超先生要說：中國古詩中的第一長詩〈孔雀東南飛〉，是受馬鳴大師所作《佛所行讚經》的影響。唐代的禪宗諸大師，創用白話的語錄體，說明佛法的要義，因此而有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出現，完全是學自禪宗的筆法。明清的小說是由平話及擬平話而來，小說中「有詩為證」的風格，散文之後以韻文作結的形式，以及彈詞裡的說白與唱文夾雜並用，明明白白是受佛經中「長行」與「偈頌」並用的暗示。由於佛典的翻譯，也為中國增加了三萬五千多個新語。
在藝術方面：魏晉的佛教建築，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建築形態，佛教的建築，雖不如近世西洋的實用，但卻由於佛經中敍述天宮及佛國淨土的施設，力求藝術化，建築物的布置、點綴、莊嚴、雄偉，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；又如佛教輸入的佛塔建築，也為中國的建築史，帶進了一步，開拓了新的里程。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，也給中國帶來了塑像的藝術，在此以前的中國，尚沒有塑像的技藝，唐朝的佛教塑像，美麗盡致，曾極一時之盛，數十年前有日本人曾在蘇州某寺發現了唐人的塑壁，後得蔡元培申請政府保存。洛陽的龍門、大同的雲崗，那些偉大的佛像雕刻，浩大的工程，精湛的技巧，均有飄飄欲仙、栩栩如生之勢，那不唯是中國的藝術寶庫，也是世界性的藝術偉構。在繪畫方面，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畫，也享譽世界。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說：「雲崗石室與敦煌石室、龍門石室，不啻中國北方之三大佛教美術陳列館。」又說：「後漢以降，佛教輸入，中國之美術，遂由貴族美術一變而成為宗教美術，建築則從宮殿樓臺而變為寺院塔婆，繪畫雕塑則從君臣肖像而變為佛菩薩像，工藝則從器皿服飾而變為宗教之佛物法器。此種美術形態之延續，自後漢以迄於今……在中國文化史上，實佔有極重要之地位。」（見《中國佛教美術》）由於佛教的許多碑碣的保存，也為中國的書法，儲蓄了無價的財富，許多名家的字蹟，多由佛教的流傳而得遍及民間。「魚山梵唄」，是受了佛教梵音而來的中國音樂。從敦煌石室的發現，知道在馮道的印刷術之前，佛教於隋唐時代，就已有了通俗宣傳的刻板印刷品。